古代政治（三）

【安福所】 今桑植五里橋朱家臺一帶及慈利趙家崗、永定區(qū)教字埡北部屯田坪、康三峪等地，守御千戶所，下設九淵、閘口、野牛、三江口四關，正副千戶多人，百戶多人，世襲不錄?！疚淇谡?今永定區(qū)大庸所鄉(xiāng)武溪村及尹家溪鎮(zhèn)宋坪村，“撫夷通判”田承滿。其世襲為：田承滿——傳十三代至田熙——田府判（即澧州府通判，職責是：總核糧儲，兼理訴訟，管設衛(wèi)所，由于田家坪即今三坪鄉(xiāng)宋坪村襲父職）——田宗朝（家滅九族改姓）?！靖耐翚w流】 清雍正五年(1727)，湖廣總督傅敏密陳“改土歸流”疏：“湖南桑植、保靖二土司肆虐一方，漢土苗民均受荼毒，人不時擁入內地，迫切呼號，皆愿“改土歸流”。”雍正七年(1729)，上諭“俱準改土為流，設官經(jīng)緝”（《桑植縣志》乾隆版）。桑植司最后一代宣慰使向國棟安置于河南，桑植司廢除于形勢所迫，其他土司便呈文獻土。至雍正十三年(1735)，縣境內之麻寮司，靖安司、上下峒長官司等全部廢除歸流，并根據(jù)自然界線，將各司屬地于乾隆元年( 1736)勘界，報上憲批準，改桑植司為桑植縣，土司制度結束。桑植“改土歸流”后，革除了土司時期野蠻落后束縛社會經(jīng)濟發(fā)展的9大陋習（世襲：土司官九級，其子弟、族屬、妻女、若婿及甥均可承襲。特權：土司“新婚先夜權”；土司殺人不請旨）。禁賣土地：土地不許賣與漢人。人身依附關系：“土司及土知州，皆有山及田，役佃戶耕之，佃戶者，皆其所買之人，如奴仆然”。仇殺：桑植司與容美、茅崗、永順司間多相仇殺，“民不堪命”。煙戶錢：每年雜派數(shù)次，任意輕重。改流后，攤丁入畝，以定秋糧銀24兩，不到土司時期的十分之一。蓋瓦之禁：土司衙署綺柱雕梁，磚瓦鱗次。百姓則叉木架屋，編竹為墻。舍把頭目許豎梁柱，固以板壁，皆不準蓋瓦。違者即給僭越之罪。俗云：只許買馬，不準蓋瓦。攤派：土司之暴正于官。上征一，土司取十取百，下供一，而土司盈十盈百。土民有罪被殺，其親屬必交墊刀費數(shù)十金。殺牲飲血：凡遇病死喪葬，必殺牛祭鬼。抑或互爭不明之事，亦殺牛飲血。土司制度的廢除，標志著封建領主經(jīng)濟的解體，為封建地主經(jīng)濟的發(fā)展開辟了道路。原為封建領主的土司所享有的特權被取消，所占有的土地，除部分保留作為“賜地”外，其余部分被清廷沒收為“官田”，失去了領主地位的土司便進入了地主行列。對于農民開墾和耕種的田土，只要交納“秋糧銀”，就歸為己有。對于私有土地，清政府還制定法令，加以保護。并規(guī)定，只要將田畝價值和數(shù)量呈報，官府就可發(fā)給執(zhí)照，確認“有產(chǎn)之家，永世為業(yè)”。此外，清廷還頒發(fā)土地買賣的法令，使土地買賣合法化，清政府的上述措施，對土家族地區(qū)的社會經(jīng)濟的發(fā)展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。據(jù)乾隆版《桑植縣志》記載，“改土歸流”后，“客籍”紛紛購產(chǎn)入籍，人口大量增加。至乾隆二十五年( 1750)，人口發(fā)展到96641人，其中“客籍”人將近60%。農業(yè)生產(chǎn)已普遍使用鐵犁、鐵耙、鐵鐮、筒車，農副產(chǎn)品加工也使用了水礁、水磨、水碾。時全縣耕種的田已增至41159畝。耕作方法也吸收了漢族地區(qū)的一些先進經(jīng)驗，做到按季節(jié)播種和實行復種。手工業(yè)和冶煉技術也有了發(fā)展。雍正八年(1730)，彭家山冶銅；乾隆五年(1740)即已在臥云界、涼風界、紅沙溪等地開采鐵礦。城鄉(xiāng)貿易發(fā)展較快。桐油成為大宗商品。其發(fā)展形勢恰如知縣顧奎光<桑樹埡>詩中所云：“從此耕桑皆樂土，不煩銅柱界山河。”（同治版《桑植縣志》）。清廷實行““改土歸流””，由封建領主經(jīng)濟過渡到封建地主經(jīng)濟，在當時雖有利于少數(shù)民族地區(qū)經(jīng)濟的發(fā)展，但對廣大少數(shù)民族勞動者來說，并沒有帶來很多好處。廣大少數(shù)民族農民仍然處于被壓迫和被剝削的地位，過著饑寒交迫的生活。【永定縣署】 清雍正十三年( 1735)設永定縣，置知縣1員，典吏1員，訓導1員至清末?？h衙設有三班：皂班（即差役）、壯班（即民壯）、快班（即馬快），都是隸役，包括門子、轎傘肩夫、齋夫、禁卒、門斗等。六房：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房等都是胥吏。清朝永定縣署設在縣城福德街，其西側為典吏署，教諭署在文廟西側，都司署在衛(wèi)官巷。主要政務是“每年例行祭祀山川社壇、文武廟等，以祝禱年豐歲熟，天下太平；并宣諭皇言，任聘僚屬，發(fā)布政令；清查戶口，整頓里甲；剿匪緝盜，維護治安；收繳上解田賦課稅；審判民刑案件；巡視管理學校教育；支持土紳興辦地方公益事業(yè)；遇災年請上司減賦放賑”。當時知縣下鄉(xiāng)坐轎騎馬，鳴鑼開道，前呼后擁，高高在上。又多聽地主土紳一面之詞，依靠他們把持鄉(xiāng)鎮(zhèn)權力，為政不得罪巨室。不少知縣吃缺貪污，每審理人命大案，永定舊俗動輒株連鄰里數(shù)十戶，官吏從中敲詐受賄，大飽私囊，百姓不敢伸張。民諺云：“衙門八字開，有理無錢莫進來”。縣內倉儲，多因前官挪移虧蝕，胥吏侵吞，土紳隱瞞冒領而所余無幾。一遇饑荒，地主囤糧高價出賣，官吏束手無策，百姓四處逃荒或聚眾吃大戶，起而反抗?？h署為鞏固封建王朝和地主階級利益，調兵圍剿，殘酷鎮(zhèn)壓。從雍正十三年(1735)建縣起至宣統(tǒng)三年( 1911)共176年，大體可分為兩段：（一）乾嘉時期，清朝實行招民復業(yè)，獎勵墾荒，開礦禁，規(guī)定“牧令身先化導，教民以農桑為本務，并以此課督撫之優(yōu)劣，定牧令之短長。”乾隆元年(1736)，首任知縣武文郁上任后約永順、沅陵、桑植、慈利知縣，共同勘定、調整永定縣界；創(chuàng)設公署；修理城垣公署祠廟，設壇壝鋪遞；厘定田賦數(shù)額；鼓勵農耕，興修水利；還主持修永定縣志夢帕上呈，為永定縣奠定規(guī)制。知縣馬燧為培植文風修城東崇文塔，為方便行人在縣北崎嶇冊路砌石板路、修長灣和馬鬃嶺的涼亭（即上張家界山頂?shù)鸟R公亭）。知縣郭六宰捐俸倡修崧梁書院，撥廟田六擔充書院經(jīng)費。知縣李清英、許紹宗、趙亨鈐皆重視教育，每月到書院課生徒，批改生童試卷務極精詳，歲科試榜多選拔學業(yè)有成，家境寒峻之生童?；那福I米救災。有離任時囊中蕭然的知縣左榮先和捐俸施粥的知縣諸嘉杏，設局糶米的知縣柴蘭馨；有善于審判、私徵民隱的知縣多仁等。其間也曾殘酷地鎮(zhèn)壓響應鄂西白蓮教起義的橋頭熊英才和合作橋人民的起義。（二）道光二十年(1840)后，清朝日益腐敗，對外乞和帝國主義，割地賠款；對內鎮(zhèn)壓太平天國起義?？h署為籌募湘軍所需兵員、糧餉，加緊勒索農民。朝廷規(guī)定京官郎中以下，外官道臺以下，均可按規(guī)定人格購買官職學位。永定縣志載有文捐職45人、武捐職18人、例貢52人，都是用錢買來的官職或學位。產(chǎn)生大量昏憒的官吏和貪污腐敗現(xiàn)象。胥吏衙役下鄉(xiāng)追逼田賦，緝拿人犯，任意罰款，攤派招待。大地主竭力兼并田土，失業(yè)農民成丁達萬人之多。綠營兵久不訓練，弱不能戰(zhàn)。正如《永定鄉(xiāng)土》志云：“失業(yè)之民日少，無業(yè)之民日多；一人耕織之，十人聚而衣食之；欲免于饑寒也難矣。”光緒二十八年(1902)．地方財政用于綠營的軍事支出占縣財政總支出的57.7%，即使這樣，社會秩序仍難以維持。在太平天國革命影響下，咸豐四年(1854)，縣內發(fā)生龔幺造反。同治九年(1870)，縣城河街當鋪的老板借失火之機，謊報當物被燒光欺騙當物人，引起辰州人符世泮率眾搶當鋪，知縣不分清紅皂白，竟用抬炮鎮(zhèn)壓民眾，冤殺符世泮。事后發(fā)覺當鋪老板的陰謀，僅責打當鋪的老板幾十板屁股了事。光緒八年(1882)，縣內大饑，后社溪農民被迫強吃大戶，波及全縣。這些反抗都被地主惡霸把持，它們勾結官府為非作歹，貪贓枉法賣官行賄，任意捕殺勒索民眾，搞得怨聲載道。從光緒十年(1884)后連續(xù)四任知縣，有的為官無私，有的革除積弊，有的嚴禁縣內紳耆說情，如邱正達、鄭文思、李尚卿、秦爾坦等都因被手下人愚弄，或因得罪巨室，先后被誣告或因微罪被撤職、降職、免官、他調而去，縣民嘆惜不已?！旧Ｖ部h署】 雍正七年(1729)，置桑植縣，設縣署，治所在原安福所址，即今縣城。以知縣主持縣政，“平徭役，聽獄訟，興教化，厲風俗”。另設典史一員，主“按府奸宄”之事。雍正十二年(1734)設學署，置訓導1人。乾隆元年(1736)，設巡檢1人，于下峒司防擒捕盜賊。宣統(tǒng)元年(1909)，縣署改置縣公署，設一、二科，一科管行政、訴訟，二科管財政、教育。在清代，官吏職役，從嚴配置，吏員不準超員，職役不得超額。知事、教諭（訓導）、典史、巡檢等均由朝廷任命，任知事都須為外省人（清末，此例漸濫），任教諭（訓導）者須為外府人。任有定期，期滿考績，優(yōu)者遷升，一般者調，庸劣有過犯者降，均調離原地?！鞠鄦纬唐鹆x】 漢建武三十三年(47)10月，“武陵蠻精夫相單程等反”，“據(jù)其險隘，大寇郡縣”。光武帝遣威武將軍劉尚，“發(fā)南郡、長沙、武陵兵萬余人，乘船溯沅水入武溪擊之”。尚“輕敵入險，山深水疾，舟船不得上。蠻民知尚糧少人遠，又不曉道徑，遂屯聚守險。尚食盡引還。蠻沿路激戰(zhàn)，尚軍大敗。悉為所滅”（《資治通鑒》）。建武二十四年(48)，相單程領導的起義軍獲得發(fā)展，據(jù)史籍記載：該年“秋七月，武陵蠻寇臨沅，遣謁者李嵩、中山太守馬成討之，不克”（<資治通鑒》）。建武二十五年(49)，光武帝特遣曾遠征南越的名將馬援，征討五溪。馬援率4萬余人，進至臨沅時，為盡快“其搤喉咽”，進入義軍腹地，溯沅水而上，冒險兵進壺頭山。結果，水疾舟不能上，義軍步步進行阻擊，馬援兵困壺頭山，將士多病死，援亦死于軍中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為避免全軍覆滅，監(jiān)軍宋均假傳圣旨，調伏波司馬呂種為沅陵長，同義軍談判?？赡芤驊?zhàn)事持久，宋均因勢加以綏撫，起義始告平息。【覃兒健起義】 東漢建初三年(78)冬“溇中蠻覃兒健等復反”。漤水源出湖北鶴峰，經(jīng)桑植東北角入慈利注澧水。“溇中”即指今桑植、永定區(qū)、慈利等，屬于東漢充縣地。這次起義，義軍“攻燒零陽、作唐、孱陵界中”，勢力擴展到今天的慈利、石門、澧縣、臨澧、漢壽、津市、南縣、華容等縣和湖北公安、松滋地界。翌年春，東漢王朝“發(fā)荊州七郡及汝南、穎川弛刑徒吏士5000余人，拒守零陽，募充中五里蠻精夫不叛者4000人，擊澧中賊”，戰(zhàn)事相持一年余，建初五年(80)春，覃兒健等請降，不許，“郡因進兵，與戰(zhàn)于宏下，大破之，斬兒健首，余皆棄營走還中。復遣乞降，乃受之，于是，罷武陵屯兵”（《后漢書·南蠻傳》）?！咀T戎、詹山起義】 東漢和帝永元四年(92)冬，漤中、澧中“蠻”譚戎等反，元初二年(108)，澧中“蠻”結充中諸種2000余人“攻城殺長吏”；元初三年(109)，溇中、澧中“蠻”4000人“并為盜賊”，又零陽“蠻”羊孫，陳湯等千余人”著赤幘稱將軍，燒官寺”，順帝永和元年(136)冬，溇中、澧中“蠻…‘舉種反叛”，明年春，“蠻”2萬人圍攻充城，8000人冠夷道?；傅墼卧? 151)秋，“武陵蠻”詹山等4000余人反，“拘執(zhí)縣令，屯結深山”。至永興元年(153)秋，太守應奉“以恩信招誘，皆悉降散”。這次起義，從覃兒，健譚戎，羊孫，陳湯，最后到詹山等，自永元四年(92)而至永興元年(1537)，相繼前后60來年才被平息?！抉麍嬈鹆x】 洪武元年(1368)，覃垕統(tǒng)轄慈利的各少數(shù)民族人民舉行反明斗爭，自稱覃垕王。明王朝派湖廣政事楊王景、江夏侯、周德興前來征剿。覃重率領各少數(shù)民族人民從慈利退到大庸（今永定區(qū)）地區(qū)同明軍作殊死斗爭。因寡不敵眾，從羊風山退到黃土坡，再從黃土坡退到七年寨，堅守多年。后因叛徒出賣，覃垕被捕，解往南京，剝皮而死。